旁观者眼中的制衡:浅析晚期中华帝国重要案例 | 国政学人

发布日期:2022-08-14 10:43    点击次数: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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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作者:Anna Wojciuk,华沙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与教育政策。

编译:闫一苇(国政学人编译员,重庆大学博雅学院)

来源:Wojciuk, Anna. (2021). Balancing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Explaining the Critical Case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4. 530-53. https://doi.org/10.1093/cjip/poab011

归档:《国际关系前沿》2022年第2期,总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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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文是在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对于制衡产生条件的再探究。作者以晚期中华帝国为例,用三个历史阶段的史实材料说明现实主义观念结构的采用与中国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普及使中国开始制衡。文章运用了大量先前理论家的论点和历史材料,通过严密分析论证得出创新性结论。

本文的贡献在于对于国家制衡行为的研究作出了理论推进,其关注的案例具有新颖性,史学的叙述方式也使论证更鲜活充实。但作者重视观念结构在现实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对于国家行为的作用,甚至将其作为主要影响因素,是值得讨论的。另外,作者在解释历史时只抓住了主要脉络,对于复杂的历史细节把握有限,其提出框架的解释力也因而受到局限。

摘要

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遭受了严重的安全威胁,其所在地区的权力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结构现实主义预测,中国应该在19世纪40年代初或前后开始应对这些威胁,并迅速进行制衡(Balancing)。本文却认为,中国直到1900年左右才开始实现制衡。本文探讨了涉及晚期中华帝国制衡的关键却缺少研究的两个实证难题,即:(1)为什么中国没有制衡它在1840年至1900年间面临的严重威胁?(2)为什么中国在1900年左右开始改变其做法并制衡敌人?

与施韦勒及其他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不同,本文提出,只有当国际体系结构与观念结构(IS),即与国际关系中主体间对自我和他者的理解相同步时,制衡才会发生。在1840年至1900年间,中国在分析自己的战略形势时,应用了儒家观念结构(CIS),而非现实主义观念结构,因此没有采取制衡。若要开始制衡,中国需要放弃儒家观念结构,并代之以类似于当代现实主义的观念结构,而这样的结构是在中国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D)实行之后所采用的。

编译

01

理论:观念结构与制衡

国家为什么制衡?个别国家又为什么能够有效实现制衡?根据结构现实主义者的说法,国家都有实现迅速有效制衡的强烈倾向。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者对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制衡行为的有效性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权力平衡过程中的重大转变不足以使制衡发生,而国内政治尤其常常对于国家制衡起到限制作用。

这两类现实主义者都声称,从现实主义角度理解国际体系结构对于国家行为没有影响。而温特(Alexander Wendt)却批判以华尔兹(Kenneth N. Waltz)为代表所提出的来自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政治行为体间制衡与制度同构逻辑。温特认为,尽管有竞争逻辑,制衡行为与制度同构仍然可以通过社会学习获得。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并不是完全机械地进行制衡。首先,它需要获得西方国家体系的基本规范。由于制衡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在不同类型的无政府状态下也可能会起到不同的作用。国家所处的不同无政府文化实际上都是关于理解自我与他者关系问题的观念结构。这种观念结构将会超越微观层面,并形成一个更广泛的、宏观层面的文化结构。基于温特的理论,作者认为观念结构是很重要的,另外,用现实主义方式来理解国际体系的结构(RIS)是制衡出现的必要条件。

本文还认为,正如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只有当国家系统内部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并且行为主体(如极少数国家精英)以现实主义方式分析情势时, 现代灯具制衡行为才会发生。因此,通过提出观念结构的重要性,本文将说明现实主义所理解的国际体系结构对于国家行为来讲是重要的,不是自然或必然的,而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如此,观念结构便可以形成一套连贯的理论。然而,通常情况下,观念结构以一系列准则表达,为行为主体提供可操作的选择和措施。社会达尔文主义比起儒家观念结构,在许多方面与现实主义对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理解更相似。本文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该国采用类似现实主义国际体系结构的原则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

02

中国未曾制衡(1840-1900年)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与1842年的南京条约是中西关系的转折点。中国在那时第一次目睹了西方军事力量的行动,两方的持续接触也引发了近100年的不平等关系。抵制西方行径的第一次主要行动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当运动眼看将要成功时,清政府才正式向西方列强宣战。西方列强做出了迅速而果断的回应,并成功动员在中国没有直接利益的国家形成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义和团运动最终也失败了。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

与此同时,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已经衰退。1876年,日本对朝鲜实施不平等条约,公开质疑中国宗主国身份。该条约作为转折点,引起日本对中国的对抗,并最终导致了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另外,地区大国也开始对中国边境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朝越来越难以在周边地区维持哪怕只是象征性的统治。最终,中国在19世纪末正式失去了朝鲜、越南、缅甸与琉球等藩属国。

从1840到1900年,精品集萃中国并没有试图制衡日益增长的威胁。直到1900年,中国开始担心国家存亡并意识到调动资源进行内部制衡的紧迫性。这一较为迟缓行动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明确按照现实主义游戏规则行事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到了1900年左右中国终于开始制衡时,所有与其国家不连贯性相关的因素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真正改变的是越来越类似现实主义的国家观念结构,但向这种观念结构的过渡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总的来说,观念结构这一概念的应用为“难题一”提供了新的线索。尽管在19世纪初,以现实主义观念结构为基础的西方国家体系扩张,中国还是按照其继承的儒家观念结构行事。这一观念结构的寿命超过了其所处系统的物质结构,而对这一观念结构的共识也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这便是中国在1840-1900年的关键时期没有试图进行制衡的原因。

03

中国向制衡的转变(1900年)

日本融入西方国家体系的社会化过程和大国政治破坏了中日关系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日本的进攻性行为更是加速了1894年甲午战争的到来。战争的结果严重打击了中国,也证明了儒家观念结构的失效。百日维新即中国第一次进行内部制衡的现代尝试由此展开。1898年,皇帝颁布了100多条法令,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变法。这一改革代表着一种真正的现代治国理念,也是第一次关于解决传统观念与制度化的价值观解体问题的提议。

1901年,中国对军队进行了深刻的改革,这标志着一个开创性的变化。军队迅速成为具有社会和政治影响力的团体,并从忠于皇帝转向忠于国家。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大部分军队支持革命者,使中国实现了从王朝向主权国家的转变。20世纪初,军队开始被作为国家的榜样和国家复苏的象征。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清王朝还进行了深刻的行政改革与教育体制改革。20世纪开始,呼吁采用宪政的声音越来越大,原本的中央政府与六部的职权被调整,并向西方模式靠拢。1902年,现代国家的学校制度建立;到了1916年,学校教育体系已不再教授传统儒家课程。20世纪初,公立学校以军事演习与民族主义等作为授课内容。这种教育成为了塑造民族国家最强大的工具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还进行着一场权利恢复运动,旨在夺回被外国势力控制的领土的主权。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对不平等条约表示严重不满,并要求实施规范其与外国大国关系的十项提案。之后,尽管国民党政府决心遏制外国的经济与政治渗透,但在重申中国主权方面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虽然这一时期的行动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但仍显示出了明确的制衡的努力。中国聚拢资源,并获得了典型的现代国家资源提取能力;同时,中国也开始对收回外国特权提出果决要求。

本文在这一节用观念结构的概念来解释中国走向制衡的进程。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儒家观念结构被证明无效,引发了中国迈向世界秩序与治国方式的彻底改变,其开始采取现实主义立场,并开始作出制衡努力。那个时期改革的倡导者将与现实主义观念结构一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并用其分析中国的形势。这种改变是取得制衡以开始为必要的国内改革和在国际社会维护主权提供指导的必要条件。新的观念结构取代了旧的世界秩序观念与国内的国家组织模式。然而,中国重获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努力在过去60年的制衡缺失中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的改革者也很快便面临着国家不连贯性所造成的挑战。这些使中国在1900到1949年制衡效率低下。

04

中国的制衡(1900-1949年)

一旦中国采取了现实主义的观念结构,其进行内部制衡的尝试就变得明显。在外交关系上,必须重新控制主权成为国家共识。人们对不平等条约的不满日益加剧,治外法权被认为是中国的内部弱点和未能实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完全平等的原因。在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变得严重军事化,军阀将军事能力视为根本,国民党与共产党也对其十分重视。一战后的十年,西方进行了许多关于武装冲突的破坏性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所产生的危险的讨论。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的遗产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新一代也把达尔文主义的变革概念视为自然与社会的普遍法则。

与1840至1900年不同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开始保持制衡,却收效不佳。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国家的不连贯性有所增长,但新采取的现实主义观念结构成为了人们的共识与分析国际形势的工具,并促使了中国进行制衡的努力。总的来说,精英们采用现实主义观念结构似乎是制衡产生的必要条件。然而,国家的不连贯性可能会降低这种努力的效率和有效性。

05

结论

尽管正如现实主义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内部与外部制衡的动机至少从鸦片战争开始时就存在于中国,但中国并没有试图在1840至1900年间保持制衡。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它没有从现实主义观念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自己的战略形势,因此也没有觉得地区权力平衡的变化是对其安全与生存的威胁。但当中国弃用了儒家观念结构,它便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直到采用现实主义观念结构,随着中国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普及,中国才开始了制衡的尝试。另外,本文提出的概念也可以运用于当代国际关系如中美关系的讨论。

词汇整理

儒家观念结构

Confucian ideational structures

国家不连贯性 Incoherence of the state

格言,座右铭 Maxim

鸦片战争 Opium Wars

义和团运动 the Boxer rebellion

审校 | 李思 邵良

排版 | 王慧瑜 黄伊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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